然而，阳儒阴法，引儒入法在中国法理学上曾经是一大公案，汉以后的近千年间，伦理道德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争论的主题（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论及），直到《唐律疏议》中确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争论似乎才得以平息，但是在现实的法制活动中，这一直都还是一个问题，人们谈到中华法系的特点，最主要之处是中华法律的伦理化，褒者誉之为优势，贬者诟之为病根，誉之罪之，看来还待申说。

[57]不要责怪哈特和凯尔森对自然法理论的非难，自然法确因其离客观事实太远且没有完整的理论表达而遭人垢病。同样的难题几乎也是在2400年前突兀于中国思想家的面前，考验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智慧。

因此在统一中，就包含着差别、差异。[29]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21]但是，这种区别或对立并不是判别法律与道德之绝对有效的准绳。又：职制律134：长吏辄立碑规定，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者也。

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止于诛。[62]就道德与权利判然两分这点而言，哈特是正确的。例如把时间浪费在投票上可能是不理性，为我们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福利付钱是不理性的。

被动积极，这是一个奇怪的词组，却是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真实写照。[14]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第20—2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16]翻开《法国民法典》，总共三编，第一编、人。我们从生产方式尤其是商品交换方式的变化中来说明人性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的表现，我们也认同商品生产方式越发展，人性越向物质利益（权利）方面倾斜，但是人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道德伦理关系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法律不能在维护人们物质利益的时候，忘记对道德伦理的维护，法律更不能在处理人们物质利益恶的对立的时候，对道德伦理中恶的对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在变法之初，商鞅就为变法立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颁行不久就暂缓实行，次年政府部门又奏请重新统筹编纂，其实是束之高阁。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井田制中的土地属于领主，不能买卖和转让。但现在的君主，都是放弃法度而任用巧言与智慧的人，把功劳和力量置于后面，把仁义摆在前面。怀疑主义已经成了西方文明危机的警示性征兆。

如果说在《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法典》中权利一词还未成形的话，那么现在权利一词不仅被新造出来而且被赋予神圣的意味。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9]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在中苏决裂背后，则隐藏着更深的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一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出现，而且是在数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结果是中国经济一路狂奔，很快就将登顶世界了。促成道德堕落的因素有几。

1993年又将八二宪法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 参见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经济史》，第三章，中国封建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两相对照，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威力不可谓不大，对生产力的促进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比拟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这里既包含商品货币关系泛化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客观必然，又有权利格局充满对峙未能尽得彰显的现实考虑。的规定，这一条更严格，禁止成年男子在一家内共同生活。

参见郭沫若著：《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34] 参见（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也许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有人剥夺了他人的权利，践踏了他人的权利，我们才要为权利而斗争，才要通过完善法律来保护人们的权利。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

在周初封建之时，土地被分封给周天子的臣属诸侯，名义上土地仍属于周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35]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第二卷，第五章，第三节，道德的堕落及该氏所著的《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第三卷，尾声，（一）罗马衰颓的原因。

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类财产关系的强烈冲击，是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所引致的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对人类社会其它方面的冲击亦复不小，在家庭婚姻关系上，物质利益的介入，不仅使联姻、继承、赡养、家庭形式等方面夹杂有更多的利益计算，而且因财产而起的龃龉、反目、谋害等也时有发生。而且还突出了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赏是罚，都有些走极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确定个人权利，维护个人权利，神圣化个人权利，就成了法律的首要任务。

现在想役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迫使他们，以奖赏来驱使它们不可。此外，来自美洲（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里斯本、加的斯、波尔多、鲁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城市，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

以上三个例子虽然有代表性，但局限的范围都太小，放眼于人类的文明史，我们更能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都有大的变化。[42]这就和严刑峻法脱不了干系了，虽然他说刑重了老百姓就不敢以身试法，从而明刑不戮，似乎还对老百姓有好处，但实际上老百姓犯法与刑重与否并没有多少干连，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环境，何况在重刑的总要求下，法酷吏暴是不可避免的，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向。

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强调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达维德没有把中国算入社会主义法系，认为中国走了另一条道路。

另外，葛洪也曾指出秦法严是有利的，秦朝败是由于暴虐：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于内。[48]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他当政时吕不韦[49]为相，仍能有仁义之举，应该说坏不到哪里去。然则商鞅为什么会留下惨刻寡恩，严刑峻法的历史骂名呢？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

[26] 恩格斯论述了人类从野蛮、蒙昧进入文明的历程，虽然他也提到商品交换的影响，但没有特别突出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奖励军功是能鼓励士气，增强战斗力，使秦军天下无敌。

在政治关系上，物质利益上的计较更占有突出位置，合纵连横、强征暴敛、攻战杀伐、阴谋诡计等几乎都与利益挂钩。百姓因此不致力于耕战。

[23]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是深邃的，是有其真理性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自发生长，确实会带来私有制、两极分化、阶级对抗。譬如胡寄窗先生认为是农民，而且认为井田制中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